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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電台賣違法成藥，常常透過節目中的Call-In來證實賣的藥品的效果。有人會說，那是電台自己人假裝打電話進來瞎掰的。但是，如果那些打電話進來的人不是串通的，每次節目播出真的有那麼多不同的人打電話，所說的也不是謊言，那麼，你應該相信這成藥真的有療效嗎？因為真正有療效的藥也不是百分百對所有人都有療效（套句我父親的話，只有毒藥可以保證藥到病除——因為命都沒了），所以「存活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不能拿來解答疑問。
1793年，費城爆發一種嚴重的傳染病——黃熱病(yellow fever)。當時費城的一位名醫，也是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簽署者之一若許(Benjamin Rush)，據說是少數幾個可以治療黃熱病的內科醫師。若許的藥物理論認為，凡伴有高熱症狀的疾病，都必須透過大量放血（用手術或水蛭吸走體內的血液）醫治。他用這種方法治癒了很多病患，包括自己。然而，有人卻指責他的放血療法比黃熱病本身更恐怖。黃熱病流行過後，若許更加堅信放血療法的療效，雖然事實上已經有好幾個接受放血的病患在治療中死去。他是怎麼得到他的結論的？
有人這樣描述若許的觀點：「一方面堅信自己的藥物理論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卻缺乏有效的方法對治療效果進行系統研究以證實自己的觀點。因此，他把每個病情好轉的病例都歸結為治療方法的功效，而把每個失敗的病例歸結為病情本身的嚴重性。」換句話說，如果病患情況好轉，就被視為放血療法有效的證據；如果病患去世了，若許就認為這是因為病人的病情已經嚴重到任何治療方法都無法奏效的地步。現在我們知道對若許的這種批評是正確的：他的放血療法的確和黃熱病同樣危險。……
若許在評估放血療法的療效時掉進一個致命的陷阱。他評估證據的方法使他不可能得出該療法無效的結論，因為如果病患的康復是對療法的肯定（從而也是對他的醫療理論的肯定），那麼病患死亡就應該意味著是對其療法的否定，這才合理。但是，他卻把這種否定合理化了。若許這種解釋邏輯違反建構和檢驗科學理論的一條重要原則：他讓他的理論永遠不可能被驗證是錯的。（《這才是心理學！-教你如何以科學方法，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9th Edition)》頁58）
西醫也有過放血療法，但是他們不因為這是祖先流傳下來的治療方法，就不用科學去檢驗它。
實際上，醫學和心理學實施的每種治療都能獲得一些支持者，總有人誠心誠意地證實其效果。在醫藥科學的記載中，有人見證過豬牙、鱷魚糞便、埃及木乃伊製成的粉，以及其他更奇怪、更富想像力的「藥物」都具有療效。但實際上，我們早就知道：僅靠暗示某一治療正在進行中，就足以讓許多病患感到病情好轉。
不管治療是不是真的有效，人們通常都傾向於報告它們有效，這就是著名的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在電影《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中，這個概念得到很好的展示。巫師沒有真的給錫人一顆心、給稻草人一個腦、給獅子勇氣，但是他們都感到比以前更有愛心、更聰明、更具勇氣。實際上，由於直到近一百多年，醫藥科學才發展出較多具有確鑿療效證據的治療，有人曾經這麼說：「在二十世紀以前，醫學史不過是安慰劑效應的歷史。」
我們可以透過考察生物醫學研究來說明安慰劑這一概念。在生物醫學研究中，所有的新藥研究必須包括對安慰劑效應的控制。一般來說，如果在一組病患身上試驗一種新藥，就要組建一個患同樣病症的對照組，給他們服用不含該要的等量藥劑（安慰劑）。兩組病患都不知道他們吃的是什麼藥。這樣進行比較時，安慰劑效應——即給予病患任何一種新的治療都會使他們感覺好些的這種傾向——就可以得到控制。僅僅報告百分之幾的病患吃了新藥後症狀得以緩解是不夠的，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控制組的緩解百分比資料，就不知道報告症狀緩解這百分之幾的病患，是安慰劑效應還是藥物本身的效果。
研究發現，對嚴重憂鬱症患者而言，安慰劑效應是29％（亦即有29％的患者在吃了安慰劑之後病徵得到改善）。對十二指腸潰瘍患者效應是36％。對偏頭痛患者29％，對食道逆流患者則為27％。有一個研究顯示，與常用抗憂鬱藥百憂解(Prozac)相對應的安慰劑效應，與該藥本身的效果相等。甚至有人發現，安慰劑效應可以強到令病患上癮的地步，從而必須依靠吃安慰劑維持健康！一個更離譜的研究發現一組接受假手術（只有開刀，沒有治療）的患者，與那些真正做了關節治療手術的患者一樣，報告說他們的關節沒有那麼痛了。不可否認地，像這樣的一些例子促使約50％的醫生表示，他們有時會故意開安慰劑給病患。最後，安慰劑也會與病患的期望產生交互作用。有研究發現，價格高的安慰劑的效果比低的更能減緩病痛。
《誰說人是理性的！：消費高手與行銷達人都要懂的行為經濟學（全新增訂版）Predictably Irrational,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第10章「為何貴的阿斯匹靈比便宜的阿斯匹靈有效？」。這讓我想到學名藥跟原廠藥療效的爭議，如果政府在審核學名藥時是透過雙盲實驗，不會造成價格這方面的安慰劑效應，但醫師治療時，基於善意提供資訊，可能就造成價格方面的安慰劑效應了。果真如此，若因此禁止醫師提供資訊，我認為是不合理的。應該努力的是，透過心理學實驗，找出一個「合宜的說法」讓醫師套用。
當然，在藥物療效的對比研究中，對安慰劑效應的控制，並非只給控制組病患一個完全沒有療效的藥片。相反地，這個藥片是當前認為最能控制該症的藥片。實驗比較所要揭示的問題是，新藥是不是比當前最有療效的藥更好。
每當你吃一種處方藥時，藥盒子裡的說明書都會給你有關安慰劑效應的訊息。下一次你在吃處方藥之前（如果你太健康了，沒有機會吃，那就請你把老祖母的處方藥拿過來），看看盒中說明書或到該藥製造商的網站上去看看，都會發現有關安慰劑效應的紀錄。例如，我目前正在服用一種治偏頭痛的藥，叫Imitrex（學名sumatriptan succinate），說明書上寫著：有控制組的研究顯示，在某一個用量水平，57％的病患病情在兩小時內得到緩解。說明書也指出，在同一個研究中，有21％的安慰劑效應，亦即在吃了完全沒有療效的安慰劑之後，也有21％的病患在兩小時內病情得到緩解。
台灣的處方藥不知道有沒有寫這類資訊？
安慰劑效應在心理治療中也很常見。許多有輕度和中度心理問題的人，在接受心理治療後，說他們的情況好轉。然而控制研究證明：此一康復比例中有相當一部份人，是由於安慰劑效應和單純的時間推移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裡的時間推移，通常稱為自然康復現象(spontaneous remission)。正如多德茲(J. E. Dodes)所說：「即便非常嚴重的疾病，也有惡化與康復交替出現的過程；關節炎和多發性硬化是最常見的例子。甚至連有些人患有腫瘤，也會莫名其妙地消失。」
大多數有療效的治療，都是治療效果和安慰劑效應的結合，但其結合的原因尚找不到。不過多德茲提醒大家：有安慰劑效應，並不意味著病患的問題是無中生有的。他警告說，和一般看法認為安慰劑是無害的正相反，它有可能是有害的：「安慰劑效應往往會證實和（或）強化人們原本懷疑自己真的患有某一疾病的幻覺，從而『誘發』出慢性疾病，使他們變成毫無科學根據、只靠安慰劑效應從事治療的江湖郎中之常客。」
在心理治療療效的研究中，通常很難決定該如何對待服用安慰劑的控制組，才能讓他們給我們所需的比較資訊。不過，我們暫且不談這個複雜問題，而先理解一個更基本、更重要的問題：研究人員為什麼要區分治療效果與安慰劑效應和自然康復現象。保羅(Gordon Paul)的一項對心理治療療效的研究，提供很好的例子，讓我們看到這類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什麼。保羅研究了幾組在公共場合說話會感到不安及焦慮的學生。其中實驗組接受專門針對說話焦慮問題的減敏治療、有85％得到明顯改善。安慰劑組被告知吃的藥是一種強力鎮定劑，但實際上只是小蘇打膠囊；這一組中，50％的人說有明顯改善。第三組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也有22％說明顯改善。從這一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心理問題的自然康復率為22％，由於安慰劑效應而得到改善的百分比為28％（50％減22％），而減敏治療的療效則為在安慰劑效應之上的35％（85％減50％）。
與保羅的研究結果一樣，其他研究也表明：心理治療的療效確實優於只用安慰劑產生的效果。但是使用安慰劑為控制組的實驗也表明：如果我們僅僅採信治療組病患自我報告感覺有改善的人數百分比，會嚴重高估該治療的實際療效。這裡的問題在於，見證敘述太容易得到了。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基勒維奇(Thomas Gilovich)曾指出：「由於人體有很好的自癒力，即使醫師什麼管用的事都沒做，病患中有很多也會感到病情好轉。因此，當因自癒令治療率的基線變得很高時，甚至一個完全沒用的治療也會顯得很有效。」總之，只要我們進行醫療干預，安慰劑效應就無時無刻不在，不管這種干預本身是否真的有效。由於安慰劑效應如此強烈，哪怕治療方法再荒唐滑稽，只要是向一大群人實施，總有幾個人願意出來見證它的療效（清早擊頭治療法——每天早起敲打你的頭部，你會一天精神百倍！只要333元，疾病散散散，你就可以得到這支特製的、經醫學測試的橡膠槌）。
地下電台賣藥節目的Call-In就是見證敘述。
對不起，這麼嚴肅的事，我們真的不應該開玩笑。毫無理由地依賴見證敘述和個案研究證據，很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例如，為妥瑞氏症(Gilles de la Tourette syndrome)做出科學概念化——將之界定為器官障礙——的研究小組，其成員曾經指出，由於人們不恰當地依賴個案研究證據，使得對該病的病因一直停留在不可證偽的心理分析理論框架打轉，阻礙了對病理進行真正科學研究的進展。
關於妥瑞氏症的遭遇請參考「佛洛依德對心理學的傷害」。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篇社論，反映了醫學界對個案研究及見證敘述在醫學研究中可以發揮的作用：「比方說，如果我們期刊接受一篇論文，是敘述一個胰腺癌病患在服用大黃(rhubarb)後康復……我們可能會作為一個個案報告發表，但是我們之所以發表並不是宣告它為一種新療法，而僅僅是建議它是一個值得用正規的臨床實驗測試進行驗證的假設。與此正相反的是，那些講述各類秘方療效的文章（通常發表在通俗書籍和雜誌上），它們通常沒有類似的聲明，因此也就不足以做為支持那些療效的文獻了。」（《這才是心理學！-教你如何以科學方法，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9th Edition)》頁117）
《誰說人是理性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提到了不少古老西方秘方。
醫學文獻上最早有關安慰劑效應的記錄之一，是在1794年。一位名叫蓋爾比(Gerbi)的義大利內科醫生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當他把某種蟲子的分泌物塗在疼痛的牙齒上時，這顆牙齒會有一年時間不再痛。蓋爾比繼續用這種蟲子的分泌物治療了上百位病人，並且一絲不苟地記錄下病人的反應，其中有68%的病人都回報有一年沒再牙痛。我們雖然並不清楚蓋爾比及蟲子分泌物的故事始末，但我們卻知道蟲子的分泌物其實無助於治療牙痛。重點是蓋爾比相信這些分泌物有效，而且他絕大多數的病人也都這樣相信。
當然，蓋爾比的蟲子分泌物不是市場上唯一的安慰劑。早在當代醫學昌盛之前，幾乎所有醫藥都是安慰劑。蟾蜍眼、蝙蝠翼、狐肺乾、水銀、礦泉水、古柯鹼及電流，五花八門的商品都號稱是治病良方。當林肯總統遇刺後，躺在福特戲院(Ford's Theater)對街的公寓裡奄奄一息時，據說他的醫生所開的處方要求用「木乃伊藥膏」塗在他的傷口上。人們相信將埃及的木乃伊磨成粉末之後，能夠治療癲癇、濃瘡、疹子、骨折、癱瘓、偏頭痛、潰瘍及種種疑難雜症。甚至到了1908年時，仍舊可以透過默克(E. Merck)公司的型錄訂購「純正埃及木乃伊」。今日想必還有人在使用這項秘方。
不過要比恐怖，木乃伊粉末還不是最嚇人的。十七世紀時，有個「包治百病」的處方這項寫著：「找到二十四歲紅髮男子死亡未滿一天的新鮮屍體，此屍體要豪無瑕疵、未受重創，最好是吊死、死於輪下或遭尖刺刺死……置放一天一夜、吸收日月精華之後，切成碎片或條狀，灑上沒藥或蘆薈粉末，以去除苦味。」（《誰說人是理性的！：消費高手與行銷達人都要懂的行為經濟學（全新增訂版）Predictably Irrational,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頁224）
我想知道的是，現在還在使用的每一帖中藥處方都有經過科學檢驗嗎？比如，熊膽膽汁的療效有經過科學證實嗎？如果證實無效，就應該讓大眾知道；如果有效，難道不能找出有效成分，化學合成更有效的藥物，賣到全世界賺錢嗎？我們只能像幾百年前的祖先殘忍地取熊膽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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